因此，目前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在整个国土中所占比重很小，只有0.33%，而美国的这一比重是3%，是我们的10倍。

深化改革释放内需潜力。新的动力将加快孕育和增强，增长动力结构将发生变化。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高，加之人力资本条件随着各级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较快增长而明显改善，可以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与经济具有均质性、资源禀赋单一的小规模经济体不同，经济增长的区域回旋空间较大。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高于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加之服务消费和信息消费等新兴增长点和新型消费业态不断形成，为拓展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十几亿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就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符合发展规律。政府的钱花不好，各种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反而可能成为引起矛盾的源头。

再者， 13亿人口的大国，跟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不是一个数量级。到底该不该加工资、加多少等问题，可利用公共讨论的推动力，加快机制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步伐，彻底走向法治轨道。如果交给各地方去做，可能没法协调，或者协调的成本非常高。归结到一点，就是落实预算法定原则，增强预算的法律权威性，让预算体现公共意志，真正成为约束政府活动方向和范围的一项制度，而不仅仅是政府手中分配资金的工具。

这当然与政府不透明现状有关联。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要提高透明度，包括总预算，也包括各个部门预算，从中央到地方都一样，扩大透明度。

在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所需要耗费的行政成本无疑会较高。以前没人说政府的行为只有授权才能许可，没有授权不能去做，这种意识都是针对老百姓的。例如，基础养老金应该是全国统筹，法律、政策、标准、监管等方面尽可能由中央来做，不要委托给地方。预算改革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

领导到哪一视察工作，现场办公，一拍板就给钱，把预算改了，这就不行。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各界争论，中国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减税？如何调整不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财经就此推出国赋论系列访谈，请财税领域权威学者分析解读中国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方向。所以这里讲的事权上收，更多的是指事权履行责任的上收。具有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应该积极推进，但在服务业征收增值税的难度比在制造业要大。

再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社会管理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依法征税，依法纳税，在我国任重道远。

当前正在扎实准备，尽可能加快推进的进度，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全部覆盖，营业税彻底退出。财经：有很多人认为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多。

刘尚希透露，房产税要加快立法，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其内容涉及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公共政策等方面。大约到后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全面铺开。税收法定，同样，收费也应法定。刘尚希：乱收费的情况现在跟过去比的话好多了，应该看到这种进步，过去乱收费很普遍，一个部门随便发个文件盖个章就可以收了。问题是各地的利益诉求不同，有的发展优先，要搞工业，尽管有的省重视环保，但只要有一个地方不太使劲，治理成效就会大打折扣。

公务员也是劳动者，不涨工资，他怎么活，怎么养家糊口，他还能把事情干好吗？不能把灰色收入和腐败的问题与工资绑在一起来说，两者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视为前因后果。对于不该管的要彻底放手。

至于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养闲人，吃空饷，政府治理水平不高，也影响到公共管理成本。尤其是营改增之后，地方税需要在税制改革基础上做出调整。

如果从人口流动、城镇化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要提高，有的统筹不到全国可以统筹到省，这就是要事权上移。立法有很多程序，首先要起草，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过程。

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要管13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是管3亿人口的国家，其行政成本不会是一个相同的比例。  地方政府发红头文件就收费 属于违法 财经：关于中国应该建立税收基本法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刘尚希：税收基本法还是应该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单个税种的法规，而没有关于整个税收的基本法，这是一个缺失。还应当考虑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这是税收收入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完整落实税收法定的要求，即覆盖从立法到执法、司法的全过程。若从综合财力（含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算账，地方财力要占到70%多。

这是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的碎片化相联系的，与个人行为无关。若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来定，一事一议，那成本得很高。

哪些事情应该上收中央呢？这在三中全会决定里也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这种涉及到全国的跨区域性的事权，在涉及到全国统一市场的，这样的事权毫无疑问要上收，连带着支出责任也上收了。这不只是表现在公共部门，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

就此而言，应当搞好风险评估，不要一厢情愿地去花钱。一旦地方出现窟窿，中央还得拿钱去弥补。

授权制定也是合法的，但过度授权则会削弱人大的作用。改革需要民主化，也要科学化，要讲质量，不能大而化之，要研究清楚，不能凭经验拍脑袋。起草后再要向各方面征求意见，人大常委会要审几次，所以不会很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也不是那么简单，非常复杂。

又要人少，又要把活干得很细，很到位，那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有针对性，不能搞运动一刀切。对于该管的则要管好、管细。

财税改革相当复杂，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必须分步走。总书记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过去讲规模效应，一个羊是看两个羊也是看，规模成本应当递减，但是超过一定程度，成本会急剧上升，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比例。就当前看，加强税收司法，比税收立法更重要